中国租赁联盟召集人、联合租赁研发中心主任、经济学家杨海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进入2020年,中国租赁业进入了一个停滞时期。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除了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的监管体制仍不适应行业的发展。

2019年,国家决定对租赁业实行统一监管,行业对此给予很大期望。但是,所公布的监管文献和建立的监管体制并没有达到普遍预期。
第一、上个世纪80年代始的分头监管体制,形成了金融、内资和外资三类融资租赁企业。这三类企业在经营理念、业务运作上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应属非银行金融机构,理应在确认企业属性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监管办法。但是,新的监管办法仍然将内资租赁、外资租赁与金融租赁企业分开,这和过去分头监管的体制几乎没什么区别。

第二,一些地方监管部门没有处理好监管与发展的关系。我国租赁企业正处于刚刚组建和发展时期,需要得到国家的政策支持和帮助。特别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这类企业也和其他实体企业一样,也应该得到保护,不能动辄罚款,动辄上黑名单。

第三、新的监管体制运行后,金融租赁的审批只有一家,外资租赁的审批处停滞状态,内资租赁的审批只有天津和上海在少量地进行。

第四、一些部门,也包括业内一些专家,对涉及租赁业务发展的一些大问题重新提出质疑,如售后回租业务的合法性问题,买卖不破租赁的合理性问题等。

以上这些,都制约了行业的发展。

杨海田说,我国融资租赁业从2006年再度复兴,已经历了15个年头,总体上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虽然空壳企业较多,占到70以上,但这些壳并没有给行业惹什么事。现在,这个行业已达相当规模。据国际租赁联盟组委会和租赁联合研发中心初步测算,截至6月底,全球业务总量约为3.99万亿美元。中国6月底业务总量为64550万亿人民币,约合0.94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的23.5%,仅次于美国,是名副其实的第二租赁大国。在天津、上海、广东等地,融资租赁已成为推进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而融资租赁在促进经济增长、应对金融危机等突发事件中,具着其它金融机构所没有的独有优势。我们期望,相关部门应根据行业发展的客观需要,进一步改进和优化行业监管体制,实施宽严适度的监管政策,使中国租赁业进入一个健康稳健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