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租赁蓝皮书系列--《2020上半年中国融资租赁业发展报告》正式发布。
    报告显示，进入2020年，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在国内外的相继爆发和蔓延，给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加之融资租赁监管体制调整后的具体政策仍不明朗，企业数量、注册资金只在个别时间和个别地区有少量增加，业务总量整体出现下降。

据中国租赁联盟、租赁联合研发中心和天津滨海融资租赁研究院统计，截至2020年6月底，全国融资租赁企业(不含单一项目公司、分公司、SPV公司和收购海外的公司，包括一些地区列入失联或经营异常名单的企业)总数约为12151家，较上年底的12130家增加了21家，增辐为 0.17%。其中：

金融租赁。6月18日，中银金租作为今年第一家获批的金融租赁公司在重庆挂牌营业。截至6月底，我国已获准开业的金融租赁企业为71家，较上年底增长 1.41%。

内资租赁。进入2020年，天津、上海继续进行内资租赁公司的审批工作，截止6月底，两地一共新增内资融资租赁试点企2业6家，使得全国内资租赁企业总数达到409家，较上年底增长1.47%。

外资租赁。进入2020年，只有天津、山东、广东、浙江等地外资租赁企业有所增加。截至6月底，全国共11671家，较上年底的11657家增加了14家，增长0.12%。

中国租赁联盟召集人、联合租赁研发中心主任、经济学家杨海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进入2020年，中国租赁业进入了一个停滞时期。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除了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的监管体制仍不适应行业的发展。

2019年，国家决定对租赁业实行统一监管，行业对此给予很大期望。但是，所公布的监管文献和建立的监管体制并没有达到普遍预期。
第一、上个世纪80年代始的分头监管体制，形成了金融、内资和外资三类融资租赁企业。这三类企业在经营理念、业务运作上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应属非银行金融机构，理应在确认企业属性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监管办法。但是，新的监管办法仍然将内资租赁、外资租赁与金融租赁企业分开，这和过去分头监管的体制几乎没什么区别。

第二，一些地方监管部门没有处理好监管与发展的关系。我国租赁企业正处于刚刚组建和发展时期，需要得到国家的政策支持和帮助。特别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这类企业也和其他实体企业一样，也应该得到保护，不能动辄罚款，动辄上黑名单。

第三、新的监管体制运行后，金融租赁的审批只有一家，外资租赁的审批处停滞状态，内资租赁的审批只有天津和上海在少量地进行。

第四、一些部门，也包括业内一些专家，对涉及租赁业务发展的一些大问题重新提出质疑，如售后回租业务的合法性问题，买卖不破租赁的合理性问题等。

以上这些，都制约了行业的发展。

杨海田说，我国融资租赁业从2006年再度复兴，已经历了15个年头，总体上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虽然空壳企业较多，占到70以上，但这些壳并没有给行业惹什么事。现在，这个行业已达相当规模。据国际租赁联盟组委会和租赁联合研发中心初步测算，截至6月底，全球业务总量约为3.99万亿美元。中国6月底业务总量为64550万亿人民币，约合0.94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的23.5%，仅次于美国，是名副其实的第二租赁大国。在天津、上海、广东等地，融资租赁已成为推进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而融资租赁在促进经济增长、应对金融危机等突发事件中，具着其它金融机构所没有的独有优势。我们期望，相关部门应根据行业发展的客观需要，进一步改进和优化行业监管体制，实施宽严适度的监管政策，使中国租赁业进入一个健康稳健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