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传统的船舶抵押贷款虽然成熟,但较高的门槛与相对固化的操作模式,已难以完全满足航运企业多元化、个性化的融资需求。在此背景下,船舶融资租赁——特别是其中的售后回租(Sale-and-Leaseback)模式——凭借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财务结构、提供税务筹划空间等独特优势,迅速崛起为国际航运融资领域的重要创新工具。船舶融资租赁横跨民法、海商法与企业破产法等多个部门法,其法律结构的每一环节——从交易架构的选择,到所有权的转移与登记,再到违约与破产情景下的权利实现——都需要精细的法律设计。尤其在2025年10月28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新《海商法》)表决通过、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的当下,船舶融资租赁首次被写入《海商法》条文,系统厘清其法律架构与运行逻辑,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一、融资租赁的基本法律构造
(一)法律定义与规范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五条,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这一定义揭示了融资租赁区别于普通租赁的本质特征:
出租人的核心功能是"融资"。租赁物的选择与购买完全由承租人的需求和指定驱动,出租人并不关心租赁物本身的使用价值;
所有权的功能定位是"担保"。出租人虽然取得租赁物所有权,但其保有所有权的首要目的并非自用,而是作为融资债权的担保与实现保障。
中国立法对融资租赁采取专门规范的模式:《民法典》第三编第十五章以整整一章(第七百三十五条至第七百六十条)系统规定融资租赁合同的订立、履行、解除与违约责任,构成船舶融资租赁交易的合同法语境;而船舶作为特殊动产,其所有权变动与登记同时受到《海商法》与《船舶登记条例》的特别调整。三者共同构成船舶融资租赁交易的基础规范框架。
(二)直接租赁模式的三方结构
在典型的直接租赁(Direct Lease)模式中,融资租赁关系涉及三方主体、两份核心合同:
三方主体:出租人(通常为金融租赁公司或银行背景的单一目的载体)、承租人(航运公司)、出卖人(船厂或船舶卖方);
两份合同:出租人与出卖人之间的船舶买卖合同,以及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
其交易流程环环相扣:其一,承租人基于运营需求选定船舶,并向出租人发出购买指令;其二,出租人与承租人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租期、租金、所有权归属等核心条款;其三,出租人作为买方与出卖人签订买卖合同并支付船款;其四,出卖人向承租人交付船舶,承租人占有、使用船舶并按期支付租金;其五,租赁期满后,承租人通常可在留购、续租或返还三者之间作出选择——航运实务中绝大多数合同约定名义留购价,期满后船舶所有权最终回归承租人,实现融资与融物的闭环。
(三)市场主体的监管格局
在中国,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市场主体分为两类,适用不同的监管规则:
金融租赁公司:持牌非银行金融机构,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监管,其市场准入、资本充足、关联交易与业务规则适用《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2024年修订版进一步强化了租赁物适格性与集中度管理要求);
一般融资租赁公司:原由商务部主管,2018年监管职责划转后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银保监会)负责制定经营与监管规则,实行名单制管理。
两类主体均可开展船舶融资租赁业务,但在资金来源、杠杆水平与监管强度上存在差异。对船东而言,交易对手的持牌属性直接影响出租人的融资能力与持续经营稳定性,是尽职调查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二、售后回租的特殊法律结构
(一)定义与商业动因
售后回租是融资租赁的特殊形式,其法律结构更为紧凑,也更容易引发争议。在该模式下,承租人将自有船舶出售给出租人,同时与出租人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再将该船舶租回使用。
对于拥有存量船舶资产的航运公司而言,售后回租是实现快速融资、盘活固定资产、改善资产负债表的重要手段:航运公司无需中断营运,即可获得相当于船舶评估价值七至八成甚至更高的运营资金;在会计处理上,若交易满足真实出售的构成要件,船舶及相关负债可以出表,资产负债率得以优化。正因如此,在二手船市场活跃的周期中,售后回租往往成为船东再融资的首选工具。
(二)法律关系重构与所有权占有分离
售后回租结构下,交易仅涉及出租人和承租人(兼为出卖人)两方主体。原先独立的船舶买卖合同内嵌于融资租赁交易之中:承租人先以出卖人身份向出租人转让船舶所有权,再以承租人身份从出租人处取得船舶的占有与使用。
这种所有权与占有权的分离,完全通过合同约定和法律上的"占有改定"(constitutum possessorium)完成——船舶始终由承租人实际占有,不发生物理意义上的交付转移,而是通过当事人合意,将承租人对船舶的直接占有转换为租赁占有。缺乏实体交付的公示环节,正是售后回租潜在风险的根源:从外观上看,船舶的登记所有人与实际占有人可能并未同步变更,这为权利冲突与交易定性争议埋下了伏笔。
(三)售后回租与船舶抵押融资的结构比较
从功能主义视角看,售后回租与船舶抵押贷款同为以船舶价值担保债权实现的融资安排,但二者的法律路径截然不同,这一结构差异在承租人正常经营时并不显眼,但在承租人陷入财务危机时意义重大——所有权的有无,决定了出租人能否摆脱破产债权的集体清偿程序而直接取回财产。也因此,售后回租的合规重心几乎全部集中于"所有权转移是否真实、有效、可对抗第三人"这一命题之上。
(四)"名为租赁、实为借贷"的定性红线
售后回租最大的法律风险,在于交易被法院穿透定性为借款关系。对此应把握三条规范红线:
第一,租赁物必须真实、特定、适格。《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以虚构租赁物方式订立的融资租赁合同无效。若租赁物根本不存在、价值被严重高估(低值高买)或权属存在瑕疵,交易将丧失"融物"属性,融资租赁的法律基础随之崩塌。
第二,售后回租本身合法,但需完成所有权的真实转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明确,承租人将其自有物出卖给出租人、再通过融资租赁合同将租赁物从出租人处租回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承租人和出卖人系同一人为由认定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这为售后回租模式提供了直接的合法性背书。但司法实践同时强调:若所有权并未真实、有效地转移(例如未办理登记且无任何公示安排),出租人便仅是资金提供方,交易将被还原为资金借贷。在大连海事法院审理的一起船舶售后回租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中,法院即因出租人既未办理船舶所有权变更登记、亦未办理抵押权登记,认定案涉"融物"担保功能未能实现,合同性质被重新定性为借款合同——出租人由此丧失对船舶的物权保障,其债权在承租人资不抵债时沦为普通债权,受偿率大打折扣。
第三,定性被穿透的连锁后果。一旦被认定为借款合同,出租人不仅丧失取回权和优先受偿地位,还可能面临利率上限(如LPR四倍规则在类金融场景的参照适用)、主合同效力瑕疵传导至担保合同等一系列不利后果。可以说,所有权转移的真实性是售后回租交易的生命线。
三、登记对抗与违约救济的三层规则
船舶融资租赁出租人的权利保障,由三层规范递进构成,理解这一谱系是把握交易运行逻辑的关键。
第一层:《民法典》的一般规则。《民法典》第七百四十五条规定,出租人对租赁物享有的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七百五十二条规定,承租人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请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前者确立了融资租赁所有权的登记对抗主义,后者赋予出租人"加速到期"与"解除收回"二选一的救济路径。
第二层:担保制度解释的功能主义定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六十七条明确,融资租赁中出租人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的"善意第三人"范围及其效力,参照该解释第五十四条(关于动产抵押登记对抗)的规定处理。这意味着融资租赁在担保功能层面被纳入统一的动产担保规则体系:登记的第三人范围、未登记时的对抗顺位,均可参照抵押权规则把握。实务中,出租人除办理船舶权属登记外,通常还会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办理融资租赁登记,形成"双重公示"的稳妥策略。
第三层:新《海商法》的特别确认。新《海商法》第八条在维持"船舶所有权登记对抗善意第三人"一般规则的同时,新增第二款专门规定: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出租人对融资租赁船舶享有的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承租人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请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除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并收回融资租赁船舶。这是《海商法》自1992年颁布以来首次写入"船舶融资租赁"概念,将《民法典》第七百四十五条、第七百五十二条的规则在海商法层面予以特别确认和成文化。
需要提示的是,从条文内容看,新《海商法》第八条第二款主要是对《民法典》既有规则的归纳与衔接,并未创设颠覆性的新制度,其实务增量更多体现在宣示意义与体系定位上——它标志着船舶融资租赁正式被海商法律体系接纳为重要组成部分,为后续登记办法的细化与专门司法解释的出台预留了制度接口。
四、结语
船舶融资租赁的法律结构,是商业需求与法律技术共同雕琢的产物。直接租赁以"三方两合同"的经典结构服务增量船舶融资,售后回租则以"两方一揽子"的紧凑结构盘活存量资产;前者法律关系清晰,后者效率与风险并存。而无论何种模式,其法律效力的根基都在于:租赁物的所有权是否真实、合法、有效地归属于出租人,并完成足以对抗第三人的公示。